经典与前沿|历史政治学——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
敬告读者：
本栏目是原“一周热点”栏目的全新升级版，主要聚焦学界经典性和前沿性的议题，综述并置评经典性和前沿性的学术成果，希望能够促进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为政治学的发展与繁荣尽一点绵薄之力。本期栏目聚焦“历史政治学”，希望读者踊跃留言讨论并推荐政治学类议题。
编者按：201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并召开“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圆桌论坛。这一新的学界动向，引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以“历史政治学或成政治学发展的新出路”为题予以报道。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历史政治学？是简单的为政治学提供史料素材的政治学+历史？还是具有范式转换意义上的人文转向？其次，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范围有那些？历史政治学与近些年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有何关系？已有的政治学研究如何是如何看待并运用历史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学界进一步的理清和深入的探索。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对此问题进行简单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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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科学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最简单的讲，历史学关心的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一般而言，历史学研究大体是按照时间顺序讲一个经由充分史料确证的历史事实。社会科学，则是力图帮助人们去理解各种社会现象的学问，它要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社会科学某种程度上模仿自然科学，想把纷繁复杂社会现象，用某种“规律”或因果链条进行解释，并力图建构一套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历史学关注过去，社会科学则聚焦当下，但正如彼得·伯克所言“没有历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现在。” 毋庸置疑，二者之间需要结合。
历史学回答是什么，社会科学回答为什么。既然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那么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为何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历史呢？查尔斯·蒂利关于人们给出“理由”的四种类别的分析也许可以能够给我们启示。查尔斯·蒂利指出，理由可以划分为四类：惯例、故事、准则和专业表述。其中，惯例和准则是程式，用惯例和准则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不需要给出因果解释。举个例子，如果有人问，在为什么在路上看到红灯，就要停止前进？解释就会很简单，因为红灯停，绿灯行是约定俗成的准则。而故事和专业表述都具有因果元素的解释，当我们回答复杂性问题时，例如如何解释中国40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想解释清楚，那这就需要讲过去40年发生的事情，并运用专业性知识进行解释。
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讲故事”，当历史学把某个历史事实弄清楚之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顺便回答了某些问题，提供了一种因果解释。这种解释的效果和社会科学的专业表述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解释的问题的类型会有差异。米尔斯对此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在（我们）对被解释的内容的陈述之中，我们需要范围更为全面的东西，而它们只能由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知识提供。”因此，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解释，它是回答社会科学问题的一种方案，因此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历史学首先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在探讨什么是历史政治学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近些年兴起的历史社会学。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应星认为，“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门新生的学科，而是对社会学创生形态的重返。20世纪自社会学进入美国的专业学科体系后，其历史视角被遮蔽。历史社会学不是一门边缘性学科、交叉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总体性、本源性的研究趋向。”严飞提出，历史社会学要做的是从错综复杂的历史叙述中理出非故事性的过程，掌握其内在的因果关联以及不同时空脉络背后发挥作用的社会机制。因此，在应星看来，历史社会学接续了韦伯、马克思等经典社会学的学术传统，重新发掘出了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视角”。严飞则强调历史社会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即通过解释而非解读的分析框架，掌握因果关联和共通的社会机制。
既然涉及到历史学，那么必然会涉及到史料，社会科学又该如何看待并运用史料呢？在历史学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史学就是史料学”。由此可见，史学研究对史料依赖和重视程度。那么历史社会学如何看待史料问题呢？在应星看来，历史对于社会学来说绝不是表面的装饰和零碎的材料，历史社会学研究要深入细密的历史丛林，也要像史学家一样，下功夫去阅读、辨别和考证史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鲜活的历史生命。严飞认为，历史社会学并不仅仅简单地把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套在过去的档案资料、史料故事之上。历史社会学要形成一个更优越的“经过社会科学认证的故事”。当然，这些想法都是规范意义上的见解，历史社会学想要把史料讲出新意，并赢得史学界的认同也要下很大的功夫。例如赵鼎新的专著《儒法国家——一个中国历史的新理论》，在史料层面就受到了某些学者的批评。史料应当避免成为各种社科理论的简单注脚，而理论则应该依靠“经验材料”不断的完善、改进或重构。
在现代化发展模式、国家革命、民主化进程、制度变迁等政治学研究领域，重视历史因素和运用历史分析的传统始终存在。在现代化道路模式研究中，巴林顿·摩尔曾把自己比作在茫茫森林般的史料中探索者，他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勾勒出现代化进程的三条道路，第一条是由英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第二条是以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最后一条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摩尔认为，决定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因素是土地贵族和农民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对于农业商品经济的响应程度。
继之而起，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研究中，采取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她自言此书目的是建立、检验和提炼有关民族国家一类的事件或机构整体的宏观单位的因果解释。然而，限于他们的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摩尔和斯考切波对历史的描述只能是粗线条的，很多具体的史实并不那么准确，再加上他们结构化的视角，忽视历史的偶然性和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导致他们的研究与中国史学界的研究风格和取向大相径庭，学科之间难以相互理解和有效对话。
查尔斯·蒂利对欧洲民主历史进程的分析，则较为成功地破除了民主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他指出欧洲的民主的产生不是历史悠久的性格倾向或长期宪政革新的产物，民主产生具有偶然性，是长期斗争的产物。但即便如此，为民主的产生提供一套合理的因果解释机制仍然是可行并且有意义的。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其中，历史制度主义是其中重要的一派。历史制度主义在探讨制度变迁时，强调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重视不同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和排列方式。重视历史偶然性因素和关键节点分析。此外，某些历史事件也可以作为证实社会科学研究中因果关系推论的工具变量，基于历史的因果分析范式拓展了因果识别设计的研究可以检验的理论广度，使得日益强调因果解释的政治学研究不至于丧失对经典性议题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已有的政治学研究中，历史往往作为解释结果的重要变量，比较分析的材料和构建因果机制的材料，历史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这和历史学把历史放置于本体论、实在论层面进行研究和探讨有很大的不同。
在人大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圆桌论坛上，杨光斌指出，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研究的新路径，历史政治学不同于历史社会学，它除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外，还具有政治功能和本体论特征。姚中秋认为历史政治学有三个议题：完整描述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综合历史研究，尝试建构关于中国政治的一般理论；研究世界政治史，发展国家类型学和一般政治理论。此外，张树平则把历史政治学看作一种研究视角。“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致力于获得对政治现象、政治行动、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政治学议题的一种具有穿透力和洞察力的“通见“，力图将政治学对于政治逻辑的诀发与阐释建筑于”历史实相“的基础之上。”但相对而言，关于什么是历史政治学的探讨还是比较少的，可以被称作历史政治学的中文作品更是少之又少。
目前学界对直接以历史政治学为主题的探讨比较少，但已有的讨论都认为历史政治学的学科性质是政治学，研究传统应该是社会科学传统。历史政治学不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简单的相加。当政治学研究转向历史之时，必然会面对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最为悠久和重要的分支—政治史。历史学内部的发展变迁，尤其是年鉴学派兴起之后，历史学早已有意识地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深入研究，陈明明、李里峰等政治学者对此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当政治学科中的历史政治学与史学中的新政治史二者相遇时，我们对此该如何区分，他们之间本质的不同在那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廓清。
总而言之，学界始终存在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努力，其中也包含了历史学与政治学。这种努力可以分为两种方向，一种是从社会科学本位出发，借鉴和吸收历史学的史料和方法，这种努力产生的就是上文所讨论的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另一种是从历史学本位出发，借鉴和吸收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和视角，这种努力产生的是新政治史、社会史等其他史学分分支。
学术发展需要充分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纵观政治学科发展史，只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政治学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因此，笔者不揣浅薄，以有限的学识写就本文，自是惶恐。如能抛砖引玉，引发讨论，就达成了本栏目的目标了。本文中的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3、查尔斯·蒂利：《为什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104年版。
4、应星：《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2018年第3期。
5、严飞：《历史、社会与历史社会学》，《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八辑。
6、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7、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8、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
9、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0、马啸：《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别设计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公共管理评论》，2018年第2期。
11、张树平：《改变生活的政治与改变政治的生活：一种历史政治学分析》，《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12、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13、李里峰：《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学海》，2018年第3期。
14、Pines, Yuri. “Review of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By DingXin Zhao.”Early China 2016.Vol.39. pp.311-320.
本文作者| 郑海洋 一审：陈鑫 二审：闪晶晶